本周，中国美术学院发布公告称，该校教师徐跋骋学术不端行为属实，被给予相应处分并终止聘用关系。而所谓的“学术不端行为”指的是不久前被多家媒体和小红书作者“脏艺术DirtyArt”爆出的涉嫌抄袭事件。

“脏艺术DirtyArt”整理了徐的画作，发现其涉嫌抄袭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，对象大多是国外不知名的艺术家，包括伦敦的西娜·加文与美国的吉姆·卡赞，并且改动痕迹往往很小。西娜随后发现，其中涉及自己的6幅作品已于2021年售出，售价达10万美元，其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披露了徐的行为。

(资料图片)

中国美院26日发布的调查结果似乎让此事告一段落，但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却仍待回答，比如徐跋骋曾受多名知名策展人邀请，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、OCAT深圳馆等场馆参展，为何无人看出端倪？

事实上，此次事件与“叶永青抄袭事件”颇有相似之处。2019年，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·希尔文通过媒体发声，指认中国著名艺术家叶永青抄袭其作品长达30年。此事引起的震动极大，波及了许多为叶永青捧场的知名艺术家。艺术批评家朱其发现，这件事甚至演变成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抨击，中国当代艺术40年则被看做是一部抄袭史。

然而，叶永青抄袭时正值90年代国内当代艺术起步阶段，画家缺乏方法论和可用资源。如今相同的情况再度发生，似乎暴露出更深的问题。事件发生后，界面文化采访了自媒体“绘画艺术坏蛋店”的主理人邸特绿，对方认为，国内的艺术整体环境很像是电影《土拨鼠之日》，一代代新人入场，认知的轮回就重新开始，“从来没有进步过。”

此外，艺术里“抄袭”的边界也值得我们一再思考，原创本是来自西方的概念，它与个人主体性相连，也与中国古代绘画更重视通过临摹学习前人、不看重作者性的传统相违背。当代艺术家、艺术史学者王鹏杰曾在文章《早已没有绝对原创这回事，艺术还存在抄袭问题吗？》中指出，“艺术家本身不具备可以与他人截然分割的思想资源和经验资源，因而艺术家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早已是一个神话”。那么，如果抄袭并非艺术家的原罪，当我们谴责徐跋骋时，又到底在谴责些什么？昨日，界面文化（ID：booksandfun）对王鹏杰进行了专访，希望借助业内人士的视角，对此次事件及以上问题做出一些回答。

1、徐跋骋现象很普遍，但徐的模仿痕迹太重

界面文化：作为一名艺术评论家，你会怎么评价徐跋骋抄袭一事？事件发酵之后，中国美术学院很快辞退了徐跋骋，你又如何评价校方的做法？

王鹏杰：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因为这样的现象很普遍，我身边某些同行的画作里也能明显看到模仿来的图像效果，只不过徐的模仿痕迹太重，更难洗脱嫌疑罢了。学校的逻辑就是息事宁人，赶紧把这件事压下去，这个举动当然可以理解，但是也浪费了一个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：第一，到底怎么界定抄袭，抄袭在今天的性质是什么；第二，这件事说明了国内艺术体制怎样的问题。

界面文化：先说原创性的问题，你曾在文章中质疑过原创的概念，如果抄袭不再值得诟病，为什么徐的行为仍然值得谴责？“绘画艺术坏蛋店”的主理人认为，“挑战伦理的抄袭是为了探索个体自由，是艺术的。卑劣的抄袭是为了个人利益，是投机社会的规训结果。”你又怎么看？

王鹏杰：原创的概念非常模糊，它的意思好像是全部需要自己创造，能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我一个也没见过。但是创造性是肯定存在的，即使画同样的主题，你关注的视角也可以和别人不同、在技法材料上有经过多年研究形成的独特语言，或者是让同一个场面拥有奇怪的意味或氛围。并且，艺术家也会遇到生活状态改变、创作性下滑的时候，这很正常，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面对，又想挣这份钱，所以只能到处“借用”。

如果徐跋骋说自己的抄袭是在做观念性的艺术行为，以此给行业提供反思的机会，警醒我们很多艺术家都在不假思索地照搬别人，那么这在艺术上是成立的，就像是杜尚把小便池搬到展览上，顶多会在经济或法律上被诟病或起诉。或者，他也可以承认他的作品遵循了产品营销的逻辑，就像很多国内企业山寨国外的技术，很聪明地挪用和转化了别人的资源，换个包装变成自己的，由于大家购买的是使用价值，价格还很便宜，所以这也是成立的。徐的问题在于声称作品来自于个人生活体验，并以此获利，这就很滑稽了。

界面文化：有很多人疑惑为什么那些推荐过徐跋骋的名人都看不出来他抄袭，或者为什么他可以隐瞒十年之久。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？

王鹏杰：用这个来诟病专家倒不太有说服力，毕竟世界上画家那么多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识别出来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即使不谈抄袭，徐跋骋的画作也十分平庸，却还是有画廊和策展人给他写文章、做展览，而这些人从没有受到过指责和批评。

徐跋骋的事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国内艺术体制的问题，它掩盖了大部分艺术家仍然在“借鉴”最被市场认可的流行效果、并把人家的风格作为自己的标签的事实。也许敏感的艺术家同行能看出来，但是许多藏家无法分辨，而展览机会和金钱很大程度上都流向了这些人。那些真正在审美上有挑战性的人反而没有资源，无法被主流的商业和学术界承认。

所以在我看来，徐跋骋其实很“淳朴”，他就像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小孩，而像他这样明目张胆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我猜某些从业者还会对这件事感到庆幸，好像通过抓住一个作弊最明显的人，其他人就都获得了赦免，但其实他们都一样，都放弃了创作者的基本伦理和目标。

2、当下行业内更关注构图和技法，缺乏感受

界面文化：徐跋骋的事也让人想起2019年艺术节叶永青被指抄袭比利时画家希尔文。有评论家提出，叶永青的创作背景是90年代，那时国内缺乏原创性，所以不得不借鉴甚至剽窃欧美艺术风格。这样说来，抄袭是国内艺术界的必经之路吗？

王鹏杰：那一代人的情况很复杂。他们能接触到的艺术资讯有限，天天面对前苏联画派这种僵化的学院基本功，想要超越官方美术统一的图式、实现个人表达是很困难的，所以拿到一本国外艺术家的画册就会临摹和学习，与叶永青同代的艺术家90%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从历史情况来看，这是值得鼓励的诉求，后来也有人慢慢从中摆脱出来，使得学习的痕迹不那么明显。

然而等到中国艺术市场好起来后，这种现象就变成了批评家、策展人和藏家等等的“集团作案”，先是制造出一个图像产品，有人加持说这个东西很有原创性。等到事情爆发之后，再有人站出来说一时疏忽看漏了这样不堪的艺术家，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判断出了问题，等于是把自己摘了出去，要知道，这些人可都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。

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，叶永青的确比希尔文画得好一点，在绘画的感觉和画面控制上更灵活和有才情，这也可以理解为他超越了别人的风格，只不过与徐类似的是，叶的画作很昂贵，又标榜原创，所以才会受到批评。

界面文化：哲学家韩炳哲同样在《山寨》中提到，制作马蒂斯伪作的画家甚至要故意画得差一些，因为马蒂斯的手法就是犹犹豫豫的，线条也不流畅，这颠覆了原作和伪作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思考是否“原创者”就一定是最优秀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如果不重视“原作”、违背版权保护法，又是否会难以保证艺术家的权益？

王鹏杰：20世纪以来的版权保护首先是保护科学生产，然后再派生出艺术体系对于原创的鼓励，但是我认为发展到今天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保护既得利益者的体制。能够维权的艺术家往往风格已经很成熟，作品在市场上反复传播，所以他的发言有说服力，那些被要求索赔的却是不太有名的人。所以，反抄袭法也不一定完全合理，它反而会压抑文本和思想交流以及做实验的空间，也会导致公开展览的作品类型越来越少。

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回到更古老的艺术历史，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去思考，那时的绘画以古典主义为主，风格相当雷同，但是每个人组织素材、造型和个人表达方式仍有所不同，是这些决定了作品能否被销售出去，那为什么今天就要依靠版权呢？即使我们的作品很像，但如果我的比你更有意思有难度，是不是就赢过你了呢？

界面文化：这件事牵扯的另一个疑惑是，90年代时国内外有明显的信息差，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图像同样来自互联网，这是否会让创造性变得更艰难、抄袭更难以分辨？你也在朋友圈里写道，在大数据时代，所有图像都是以数据的方式彼此渗透影响的，这构成了我们创作的基本现实语境。

王鹏杰：对，但是艺术尤其是绘画这种局限性的二维平面媒介，它的创作重点并不在于图式形象，而是画家的感知，山水花鸟画的题材大同小异，但带给人的感受上有根本差别。徐跋骋事件恰好揭露出行业的普遍问题，也就是更关注构图和技法，你可以看出徐的画作里并不存在感受，而他也没有必要把感受放进创作中，因为市场不理解。

在大数据信息的影响下，大部分人获得资讯的确不再需要主动探索和构建，但是我认为，如果艺术家足够诚恳，就应该从内在的生活处境里去提炼和发明一套自己的语法。当然，这样做仍然存在撞车的可能性，毕竟人类绘画史几百年来就那些方式，在大的范式上有创造已经不可能了，也只能在细微的地方发挥独特性。